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zz)

2008/04/16 § 发表评论

 

200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他在会上批评当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虚华作风不仅庸俗,而且有违佛教义理。几天之后,西藏各地就有人纷纷公开焚烧价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当地官员大为震怒,认为这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子的精心运作」,然后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为它们证明了党的德政使大家过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来检证大家的「政治觉悟」(关于这次事件的详情,可以参见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见的西藏》)。

这桩近乎闹剧的事件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北京为何在国际民间外交的战场上占不去达兰萨拉的上风,二是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为什么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先谈第一点。现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得罪中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大部分西方人而言,达赖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还要受欢迎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极少谈及本笃十六世关心的堕胎和「性泛滥」等很容易被人批为保守的议题,他的主题一直是和平、宽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没有多少人会对他有恶感。

为什么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独的集会游行,我们都会看见一大群演员、名流、作家和知识分子站出来支持他们?相反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国际友人」这时都到哪里去了呢?对很多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价值观,他对西藏的种种诉求则符合了当今人权观念的整个论述。再赤裸点说,大家会觉得声援达赖喇嘛是为了「义」,给中国面子反对分裂则是为了「利」。

再也没有比06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达赖喇嘛的主张不只出自慈悲,更与流行的动物权益运动若合符节,国际进步青年闻之莫不称善。反过来看,西藏地方官员竟然为了抵制达赖喇嘛的影响,不惜违反世界潮流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国家方针,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动物的皮毛。其间高下实不可以道里计。

 

比起这点,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令北京忧心。达赖喇嘛人在印度50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区竟然还有如斯巨大的影响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区纷乱,官方一直强调是「达赖集团」在幕后精心策划出来的,我以为这个说法必须好好分析。首先,所谓「达赖集团」指的其实不一定是达赖本人。凡对西藏问题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会」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进派,他们的势力庞大网络周全,虽然奉达赖喇嘛为尊,但也公开批评过达赖的非暴力主张,二者潜存矛盾。我们目前虽然没有足够资讯研判内情,但最近的事件却不一定就是达赖本人指挥煽动。反过来看,达赖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动持续他就要退位的声明,则有可能是对「西藏青年大会」等激进派的反制施压。

然而,不管有没有人策动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动者是谁,中国政府首先该问的是何以它在过去数十年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西藏年均GDP每年皆有超过10 %的增长,竟还有许多藏人深怀怨愤,随时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狮子旗」呢?以我个人所见,这甚至是不少汉族知识分子都感到难以理解的,他们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论述,认为共产党把藏人从神权统治下的农奴制解放了出来;有的则觉得汉地各省长期以来勒紧自己的裤带对西藏施行慷慨的「对口援助」,藏民却毫不领情,一翻脸就不认人,甚是奇怪。

说起来,西藏问题真是一团迷雾,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所相信的任何一种简单立场都能碰上理据十足的反驳。不只现在的西方媒体造假与中国传媒监控各惹嫌疑,历史上的诡局谜团更是令人眼花撩乱。如果你认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将会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古代宗主国对藩属的关系为什么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和它的辖下省份(越南反而确曾是中华王朝的一省)。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在「中国入侵」之前,西藏是片连丁点暴力都不可能发生的和平净土;那么你又该如何理解14任达赖喇嘛里头只有3位顺利活到成年的事实呢?假如你觉得文革对西藏的破坏是不可饶恕的,你或许应该知道当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认为中央对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经足够宽容,甚至准许流亡在外的众多上师返乡建寺(最有名的当属顶果钦哲法王);你可能也晓得现在的西藏小学生是连随身护符也不准带的。

关于西藏的历史,北京和达兰萨拉各有一套说法。前者强调老西藏是块大部分人充当农奴的黑暗土地,是共产党一手把它带进了光明的现代社会。后者则将西藏描绘为一个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没有争战只有灵性,是无神论的共产党摧毁了这一切。

平心而论,两者都各有偏颇,不足为信。西藏确曾是个农奴社会,1951年前,光是三大领主经营的庄园竟然就占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余替领主服终身劳役。不过这些农奴的实况远非中文里的「奴」字所能概括,虽然身分是「奴」,但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划成分」时才会出现了「富裕农奴」这么古怪的类别。西藏确实也是个佛国,出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举世罕见。只不过和任何俗世社会一样,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种勾心斗角、贪污暴政甚至高层僧侣间的政治暗杀,与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远(详见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的经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在这种种互相冲突的证据和理论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坚持自己的认知来决定行动方向,其实都是在玩一场后果难断的赌局。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线索显示与达赖喇嘛渐行渐远的「西藏青年大会」才是骚乱主谋,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要把达赖拉下水呢?为什么中央不肯听陈思这些独立学者的意见,趁并不坚持独立而且态度温和的达赖喇嘛圆寂前与他对话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赌局了。大家都晓得,就算达赖在海外转世,一个幼年的灵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宝法王将要接下藏人精神领袖位置的传闻甚嚣尘上,证据之一是他刚刚才公开向藏传佛教各派上师致以由「利美运动」留下来的请安祷文,大有团结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贵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达赖喇嘛在藏民与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没错,达赖一走,中国就会少掉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是激进的「藏青会」岂不也是会趁势崛起?各种极端的主张和暴力的手段岂不将如脱缰野马般地蜂拥四起?

然而,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或许也是正中下怀的好事,因为整个海外西藏流亡政府运动将会名正言顺地转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将因此一扫而空。有人可能会担忧那些恐怖活动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不过,没有风险又怎能叫做赌局呢?更诡异的是流亡西藏运动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线,本来隐匿的所谓「外国势力」也会变得非常尴尬,他们愿不愿意直接敌对中国,支持一个公开放弃非暴力主义的组织呢?可见中国政府鹰派对待达赖的拖延手法其实不是外间所以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当聪明的。最大的问题只是中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长期武装抗争和刚性镇压的准备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过呢?因为除了「疆独」,日后或许会多出一批前所未见的劫机犯。

就算中国政府预备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对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满;它既不可能把他们统统都蒸发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几十年来的逻辑,将「极少数的藏独分子」和「绝大多数的爱国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独立运动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梦想,争得西藏独立;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境内早已住上了许多汉人和回民的现实,难道你能强迫他们全部离开吗?更不用提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藏区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无论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汉藏等民族间日后相处的问题。于是在彻底压抑西藏主体性与完全独立这两个各走极端的方向之间,我们至少就可以找到一个最起码的共通点,最大的公约数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然而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大方向却简单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往达赖喇嘛身上推。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在达赖在世的时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对手,以后就更能充分地矮化或许会成为暴力组织的其他激进派系了。于是各级官员才会把话说得一个比一个还狠,例如公安部长孟建柱上周入藏视察时就曾放言「达赖不配做一个佛教徒」。从战术逻辑看来,这番话是有的放矢;但是听在藏人和藏传佛教徒耳中,它无异于对着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当天主教徒,你猜他们会做何感想呢?要知道许多藏人在家私藏达赖玉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政府岂能如此漠视藏人的感受,为了一时战术上的功效牺牲全盘战略的布局,屡屡辱骂藏人的精神领袖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做法只会迫使许多藏人更加阳奉阴违,甚至增加他们的离心吗?

1998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公开对着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后,你们这些文明开化的西方人怎么还要信它呢?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一位国家元首怎能如此公开侮辱国内一支主要少数民族的信仰呢?我们可以想像克林顿会说犹他州州民教育水平这么高,还要相信摩门教真奇怪吗?

如果连整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其余更是思过半矣。直到近年为止,随便翻翻《西藏日报》,我们还会看见如下观点:「西藏由于受到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从封建农奴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愚昧、非科学的东西至今还禁锢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体之外,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就着最近的事件中动辄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朴,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对西藏问题一向开明中肯的民间学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点,他除了曾用「喇嘛教」这个充满汉地佛教偏见的称谓指称藏传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刚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去说明藏人对宗教的渴求。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西藏问题其实有一半是汉人自己的问题。从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间百姓,不只对西藏的民情文化没有起码的认识和尊重,更对复杂纤细的民族问题毫不敏感。进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说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却从来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为我们只是单向地把它看成是对少数民族做工作,却从未反省汉人为主的主要族群该如何与其他民族共存;二是这些政策的范围相当狭隘,没有把民族视野恰当地贯注在其他政策之内。

且以文革遗产的清理为例。根据班禅喇嘛早在文革爆发前4年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七万言意见书」:「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还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惨状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些论者承认这种种做为对西藏造成的灾害确实很巨大,但转头却说不只西藏,「那十年里全国各地一样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过去都遭殃了,你们藏人不该老拿这些往事出来说三道四。这就是对民族问题不敏感的绝佳例子了,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同样是文革,对汉人而言或许是自己人斗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却是你们汉人带头来搞我们西藏人了。所以在处理这些历史伤痕的时候,政府应该格外小心,不能只是出钱修复庙宇,甚至还要采取比在汉地更彻地的解决方案(例如查明历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缔造民族和解的基础。

比起虽有魁北克问题但大体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国其实一直没有认真实行过多元文化的路线。首先,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普通话」其实就是现代汉语。当许多官员夸夸其谈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对藏族青少年来讲,他们正在学着掌握一种非母语,且要用它为工具和来自汉地的同龄人竞逐大学的入学机会以及政府公职,其间的差异足以造成重点大学藏人入学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许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过不切实际,让各地中学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选修班也十分异想天开的话,我们能不能审视一下现有的教材内容呢?翻翻历史课本,身为多民族共存的现代国家,我们念的却还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国于何地呢?番邦吗?同样地,农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么藏历新年呢?就算不用全国放假,汉人学子也该学点藏历和回历的基本纪年知识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内的传统文化和权益,更不可以只是让他们学融入汉人定义的「中华文化」;而是要让人口占多数的汉人也学懂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

 

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些青年僧人也参与了近月的事件,甚至还拿起了石块和棍棒……他们的愤怒我只能尽量体会。现谨摘抄13世纪伟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东美〈菩萨行三十七颂〉片段如下,祈愿藏汉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种难听的话贬损我,并且在千万个世界中到处张扬,出于慈悲,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乃是菩萨的修行。」

「在大型集会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语言揭露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礼,视其为法友,乃是菩萨的修行。」

「被我视如己出地来关爱的人待我为仇敌,如母亲爱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爱他,乃是菩萨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将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没有丝毫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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